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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大师|陈望道:一位语言学家的本心

[学术档案馆]

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是《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第一位译者。主要著作包括:《作文法讲义》(1922),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作文法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白话作文法书。《美学导论》(1926)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之初的一次极其宝贵的探索。《阴阳研究》(1931),中国第一本用白话解释阴阳研究的书;《修辞学的起源》(1932)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他是《慈海》编辑部的总编辑。他继续写作,直到晚年。1977年,在弥留之际,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语法简述》。

1920年春天,在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的家乡,陈望道用煤油灯日夜工作,以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忠诚和激情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也许是因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第一位译者有着如此耀眼的光环,以至于许多人忽视了陈望道作为学者的另一个重要地位——中国语言改革的倡导者和开辟中国自己语言体系之路的先驱...

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从他变得理智的那一天起,他就对国家的兴衰和国家的生存深表关切。十几岁时,他在村里开办了一所学校,以启迪人们,并希望“通过教育拯救国家”。此后,受“兴工业、重科学”趋势的影响,他在高中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并想尽快出国留学。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陈望道未能成为欧美国家,转而前往附近的日本。在那里,陈望道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陈望道于1915年越境到日本。在日本逗留四年半期间,他先后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等多门学科的学习,最终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的进步学者,如河上肇和山形,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意识到拯救国家需要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社会革命。他把学名“申义”改为“王道”,意思是为国家寻找道路。

一个时代的演讲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形态。陈望道意识到,为了进行社会革命,“破旧建新”是最基本的语言。当时,他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和文字的运用,即正确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启蒙运动和解放思想极其重要(胡愈之)因此,他从一个“一次性的不归概览”逐渐形成了以汉语为专业的社会科学。他将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语言问题,进行语言改革为己任。

然而,对汉语进行有意识的改革并不容易,因为汉语已经积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结晶,充满了传统、记忆和伤痕。在中国的这个时候,新旧文化、力量和制度的斗争使改革变得困难。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了。渴望救国的陈望道不能再留在日本了。他于今年六月初回到祖国,并很快加入新文化运动。

1919年9月,他加入浙江第一师范大学任语文教师。“五四时期,语文课,特别是当时新旧学校思想文化斗争中的重要部门”,以及“要改革教育,普及教育,语文教学应该是第一个研究课题”。他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发起了汉语改革,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提倡白话、教授拼音字母和出版国语书籍,这些都被保守派视为“祸害”。他不得不离开“一师”,回到家乡分水塘村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因为他指示学生创办进步杂志《浙江新潮》(Zhejiang Trendy),发表激怒当局的文章。

在他之前,一些中国人已经翻译了《宣言》的经典片段,但没有一个是准确的。例如,当前的“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这个熟悉的结局被联盟员朱之鑫翻译成“Xi,莱”。各地平民的安全可以幸免。“相比之下,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陈望道精通日语和英语,具有优秀的汉语素养和语言技能,成为翻译《宣言》的唯一候选人。他翻译的“所有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它更准确地传达了《宣言》的革命精神。

语言的力量不亚于军队。当他翻译《宣言》时,犹如一阵春雷,粉碎了旧中国束缚的枷锁,留下无数人追随革命事业。然而,译者本人并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是作为一名语言学家,他为这种新生的语言“立法”来浇灭不断上升的保守势力的火焰

1920年,陈望道登上复旦大学的讲台。这时,“文言文复兴”的保守声音一直被听到。例如,人们认为只有高质量的文言文才能用于修辞,而巴丽下派方言不能用于修辞,等等。这是对方言的偏见。此外,他发现“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也不会问我怎么写。许多翻译后的文章变得非常僵硬,因此迫使我学习修辞学”。因此,他开始谈论作文和修辞。1922年3月,他首先编辑了上海智敏图书公司出版的《作文法讲义》。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的作文法学书”。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他还出版了《修辞学无处不在》的修辞教学讲义,该讲义于1932年由大江书店出版。这本书开创了中国科学的现代修辞学体系,标志着现代修辞学在中国的建立。作为修辞学的教科书,它一直被使用到今天。

修辞学的起源

1934年,面对国民党发起的“文言复兴”运动,有人主张捍卫白话,但陈望道认为,白话运动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它仍然是知识分子层面的东西,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因此,与其被动防御,不如彻底贯彻党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因此,他提出了实施“大众语言”(popular language),所谓大众语言包括公众能够说、理解和理解的语言,“要建设大众语言文学,就必须真正接近公众,向公众学习语言。”

在辩论的后期,手头的字符和新的拉丁字符的问题也被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来。为了让未受教育和文盲的劳苦大众在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陈望道等人一直在努力推广拼音。当时,反动派称他为“忘记祖先,消灭祖先”。他们说汉语使用拉丁字母拼音。汉语和外语有什么不同?他不同意:“过去,人们提倡女性理发。那些反对它的人还说女人理发了,男人和女人没有区别!但是结果如何呢?还不是很清楚吗?”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写作改革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

“汉字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很难学习、阅读、写作、检查和接近公众。他们必须在某些条件下进行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工农群众终于有了当家作主的地位。但是,如果国家的主人甚至不知道这些话,也不能相互理解,他们怎么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呢?因此,国家正式确立了汉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和实施汉语拼音方案。在这一点上,语言革命,以前只是学者之间的争论,终于有了具体实施的条件。

对相关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新拉丁字符)的讨论实际上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众语言”运动,并一直持续到那时。站在公众的立场上,陈望道等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他还反思了“大众语言”运动,认为它并没有真正触及公众,“思维非常混乱,表达的意见不一定恰当。”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写作改革既有迫切的要求,也有条件。因此,写作改革不再是理想,而是将成为现实。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有多少长期无法实现的文字改革运动将在社会主义时代实现。”1955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陈望道在会上讲话时这样说。

当他看到自己多年的奋斗最终被巩固为国家一级的政策时,陈望道心里非常激动。他再次站在语言建设的前沿-

这次会议的中心是推进文本改革的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是讨论《简体中文方案》(草案),二是决定大力推广普通话。会上,陈望道为“普通话”的科学定义做出了贡献。会议最初规定普通话应以“北京话”为基础。陈望道认为这一规定不恰当,逻辑错误。他说:“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也是北京话。所谓普通话是不存在的。普通话的定义只是取消了普通话。”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最后修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声调,方言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后来又增加了“以现代白话为语法规范”的内容。关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方言”,陈望道后来对“书面语加工的北方方言”做了具体的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革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些成果仍然需要得到持久的修正。《辞海》的编纂是陈望道学术生涯的又一重大贡献。《辞海》前主编舒新城去世后,陈望道于1961年接任《辞海》主编。他非常重视这项任务。字典应该是模型,由100人编辑,1000人阅读,10000人检查。因此,他们必须认真而不是粗心大意。他们必须给人们全面而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了错误的知识,将会造成无尽的伤害,不能称之为模型。”当他接手这份工作时,1936年出版的《辞海》已经几十年没有修改了,它的许多文章都过时了。

社会变迁,语言变迁,意识形态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材料,使得《辞海》的修改工作量很大,不仅仅是“修修补补”,几乎相当于重写。这是《辞海》修订到16卷出版的第一阶段,由舒新城主编。从十六分册的出版到《未完成的版本》的结束,第二阶段已经完成,陈望道任主编。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到正式出版,由夏征农主编。第二阶段工作量最大,需要解决的疾病也最困难和复杂。”与他共事多年的《辞海》副主编罗朱峰曾这样说过。

在修订《辞海》的过程中,陈望道有许多创新之处:一是改变了以往《辞海》的写作方法,集中了专家,建立了主编负责制。因为“人不是全方位的,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即使是通才也不能涵盖所有的学术领域。为了被称为“完美”,我们必须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不同学科使用的词汇往往不同。如果你聪明,你肯定会讲一些常识性的笑话。例如,基督教中所谓的“教派”与一般的“教派”不同。其次,在《辞海》正式出版后,他主张仍然保留编委和分支总编辑,重要的编辑人员不应该分散,这样在随后的修订中,他就可以迅速接过前任的“指挥棒”,与时俱进,不断吐出旧的东西,吸收新的东西。这些都为以后《辞海》的研究和修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辞海》的1962年修订

基于当前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有自己的面貌。”

陈望道自1952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他成立了复旦大学语法、修辞和逻辑研究室(1958年更名为语言研究室)。1956年,上海中国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创始会长。195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成立,并当选为该联合会首任主席。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语言学界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革命口号,旨在解决学术界不重视中国现实和机械应用理论的一系列混乱局面。

他认为,当时中国语法修辞研究中有两种学术态度值得批判。一个人精通外语,但仅仅基于“外国理论”和“外国法律”,他们将外国方法和法律应用于汉语。第二个是“古今学派”,它“擅长古代研究”,却忽视了现代汉语的发展。他提出要批判地继承古代优秀的学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学术界的有益东西,成为一所包容的“古今中外”的学校。但是,“古今中外”的立场应该正确,以“今天”和“中国”为重点,即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现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坐在今天的中国屁股上,伸出一只手去问古代的事情,伸出一只手去问外国的事情”。

这种研究态度贯穿了陈望道的学术生涯。早在他写《修辞学》的时候,他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著名语言学家陈光雷认为,“修辞学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学者关于修辞学的一些论述和借鉴外国学者关于修辞学的一些观点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修辞学的实际情况而大大发展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体系。”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首次在中国学术界被引入并应用于以“语言”为基础的修辞研究。“从1938年到1941年,陈望道在上海汉语学界发起了一场关于改革汉语语法研究的讨论,原因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和法律著作《马史文通》过时并被机械模仿。在这次讨论中,陈望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语言学的学术研究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汉语是发展的、丰富的、多变的,群众在使用汉语方面的一些变化应该得到正确对待”,“语言学家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规律,不要把人和法律绑在一起,永远不要当十字路口的交警”。

在语法创新的讨论中,陈望道计划写一部新语法理论,从功能的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特点。他已经开始写作,积累了数万字,但因“文化大革命”而暂停写作。1970年春夏之交,陈望道被发现轻度中风。邓铭,他多年的助手和学生,匆忙去看望他。根据她的记忆,令她感动的是,她在病床前听到的不是病人对自己健康的担忧,而是对学术研究工作的痴迷-

“他说,自1966年以来的过去几年里,尽管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他从未停止过他的研究工作。即使在去医院的路上,骑着三轮车,在区医院的候诊室里,他也从未停止思考一些问题。他还说,近年来,他对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具体想法。他还询问了语言实验室研究人员的下落,并表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立即打电话给一些人,让他们回去和他一起工作。”

1971年,在陈望道的努力下,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终于部分恢复,并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一系列工作。1973年1月,《论现代汉语的单位和单位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3月,《汉语提及复合谓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74年到1975年,《修辞学》被修订和重印(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75年以来,陈望道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他已经在华东医院住院很长时间了。然而,在临终前,他仍然逐章逐节地修订汇编好的语法书,并仔细考虑每一个单词。1978年8月,《语法简述》正式出版。虽然它不是最初计划的“新理论”,但它也为语言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体系。遗憾的是,死于1977年10月的陈望道没能亲眼目睹它的出现。

语法论

“我只是在纸上大喊大叫,这种大喊大叫只是敦促人生早点出生。我只是听了时代的呼唤,哭了几次。我真的不能谈论贡献。”在陈望道先生的一生中,学术研究从来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欣赏,而是对这样一种呐喊。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他始终关心时代和人民的需要,把追求真理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各种观点、文化和思潮相互交融、相互冲突。在众多声音的喧哗中,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建立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每个学者今天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王先生的学术研究给了我们指导,它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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